摘 要： 随着城市化步伐的加快，许多农村女性劳动力被吸收到都市家政服务的队伍中，保姆人数已占进城农民工总人数的30%~40%。 但她们对都市家庭乃至城市的贡献并未得到客观的评价，社会整体上对保姆职业的认同度较低。 本文运用人类学的参与观察及非结构式访谈的研究方法，从保姆自身、雇主和家庭等方面，剖析我国保姆职业认同的状况，进而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关键词： 保姆群体； 职业认同； 污名化； 现代雇佣关系
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所体现的阶层关系，在保姆和雇主之间的冲突中日益凸显，加之媒体对保姆事件（大多数是负面报道）的聚焦与放大，整个保姆群体被标签化甚至污名化。 从原有的低端劳力服务、底层下人的身份标签，到现在被冠以“行恶、背叛、犯罪”等污名，标签化和污名化严重伤害了保姆群体的主体性与能动性。 保姆属于边缘群体，与其它边缘群体一样，缺少发声的机会和平台，大多数时候处于失语的状态，被大众话语裹挟。 她们所能做的往往就是消极对抗，极端情况下甚至演变出一系列恶性事件。 犹如《弱者的武器》揭示的那样： 马来西亚农民用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暗中破坏等一系列“低姿态的反抗技术”进行“自卫性的消耗战”，对抗“无法抗拒的不平等”。
那么，保姆们缘何消极对抗？ 个中原因很多，但最关键性的莫过于来自社会的鄙视与偏见，乃至污名化，这极大地影响了保姆职业认同，不利于家政服务品质的提高。 因此，亟需探寻问题的解决路径，以提高保姆的职业认同，改善家政服务品质，促进社会和谐。
一、研究缘起
学界保姆群体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学、社会学和人类学领域。 主流经济学主要从供求关系、雇佣劳资关系等理论出发，解释家政服务市场问题、以及现代化背景下新型家政公司的运营逻辑，但由于缺失社会性别视角，无法建立一个赋予女性平等经济地位的理论范式。 许婕用女性主义经济学试图填补这一理论空缺，引入性别、阶级等分析视角，强调家务劳动中投入的情感与道德价值，提出解决“保姆荒”的对策——构建“不把市场价值作为衡量价值的唯一标准，把情感、道德、生态等非经济因素纳入政策主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并认为“当家务劳动不再被视为低人一等，对非经济因素的尊重使家务劳动者成为备受尊重的人群； 当家务不再被看作女性的天职而成为男女竞相争取的责任甚至权利时，家务劳动的社会化才能真正成为现实”。 许婕已经意识到对保姆的歧视与不尊重阻碍了家务劳动社会化与家政服务职业化的发展，但未能提出如何才能让“家务劳动不再被视为低人一等”的具体对策，因此“使家务劳动者成为备受尊重的人群”最终也只能成为一句空话。
社会学领域主要从“全球化”“社会不平等”“情感商品化”及“城市生活适应”视角对保姆职业进行探讨，进而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Parrenas从“国家、家庭、劳动力市场和移民社区”诸层面研究菲律宾家政工共同的“错位”经历，即家庭分离、阶级地位错位、被社会主流排斥和对移民社区归属感的缺乏； 蓝佩嘉教授关注了国际迁移对东南亚帮佣家庭造成的破坏。 这些研究多从客位的立场、偏重于社会宏观结构自上而下的对策分析，缺乏从主位立场对多元个体的跟踪描述。
相比之下，人类学领域的学者更多地从主位的立场出发，关注保姆群体的身份认同与角色适应等状况。 周大鸣等于2002年3月至2005年10月对东南沿海地区的保姆进行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在此基础上对保姆群体特征进行了实证分析。 尽管距今已有十多年，保姆群体特征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保姆与雇主的关系特点几乎没变，依旧像周大鸣等人指出的那样： “如果雇主比较宽厚友善，有意淡化雇佣与被雇佣的劳资关系而强调一种‘类家庭成员关系’,比如对保姆态度温和，让保姆与雇主家庭成员一起用餐，为保姆提供较好的物质待遇，那么劳资关系就比较良好，保姆会觉得被尊重。 作为回报，她也会对雇主的家庭产生某种程度的忠诚，更加尽心尽力地为雇主服务。 反之，如果雇主仅仅把保姆看作一个花钱雇来的服务者，认为保姆地位低下，对保姆态度粗暴或严厉苛刻，拒绝与保姆一同用餐，更有甚者，对保姆猜忌怀疑，家里一旦失窃首先就把保姆作为怀疑对象，侮辱保姆的人格尊严。 这样的雇主是不可能与保姆维持良好的合作关系的”。 “淡化雇佣与被雇佣的劳资关系”的倾向反映出我国保姆职业的社会化、现代化程度还较低，但对构建良好的雇佣关系之意义给予充分的肯定与中肯的评价，揭示出人际间尊重与被尊重的积极作用。 当然，该研究未涉及对现代性雇佣关系的论述，忽略对保姆身份认同及其职业认同的深入探究。
职业认同的概念是上世纪末由国外引进的心理学上的一个概念，由自我认同（自我同一性）发展而来。 职业认同研究则是我国近年来取得许多本土化研究成果的重要研究领域。 但其仍然存在诸多不足及偏颇，主要表现在研究对象囿于教师、护士和在校的大中专学生等群体，对那些学历层次较低、技术水平要求不高的边缘职业群体，仅见于丁百仁对环卫工人职业认同的研究。 保姆群体的职业认同研究尚属空白。
根据已有的相关研究，我们基本上可以把握保姆群体的几个主要特征： 首先，在性别方面存在聚集效应，从业人员基本为女性； 其次，虽然保姆群体规模十分庞大，社会对这一职业的需求也十分迫切，但这一群体往往被社会所忽视甚至歧视，不得不忍受大量的社会不公正； 再次，作为被雇佣的家务劳动工作自封建时代就已存在，发展演变至今已成为一个专门的职业，故这一职业有着相当长的时间跨度，然而，与传统的家佣相比，这一群体又极具流动性，作为一个“女性劳动者中转站”，保姆行业在持续吸收着农村女性，并将她们送向城市； 而在个体方面，保姆工作具有不确定性，雇主具有决定保姆去留的绝对权力，她们的工作随时有可能“被”中断； 最后，虽然保姆与雇主有相当时间处于同一生活空间，但是双方的心理距离却并不如空间距离一般近，她们的情感劳动在雇主的家庭空间中会面临很多私人规则的压抑。 总而言之，保姆这一边缘群体所面临的社会压力对其职业认同产生的影响及其负面作用是不容低估的。 基于此认识，我们对保姆人群进行了田野调查。 由于时间有限及研究对象的相对隐私性，在我们联系的厦门地区的保姆中，最后只有五位成为我们的关键报道人。 本文在个案访谈基础上，分别从保姆自身、雇主、家庭和社会等面向，对保姆职业认同的状况进行分析，虽不能囊括或代表保姆群体的一切，但从中可以发现一些问题。
二、保姆职业认同的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职业认同是从业者对该职业的情感体验，对个体心理和行为产生重要影响； 职业认同取决于职业构成（如声誉、工资、信赖、工作环境等）的匹配状况，如果匹配良好，职业认同水平会比较高，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也高，反之，则比较低。 前述周大鸣等学者对保姆与雇主关系的分析亦表明了这一常识性规律。 那么，什么是职业？ 保姆工作能不能算一种职业？ 如果是，那必然逃不开职业认同问题。
对于职业，中外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有不同的解释。 经济学科领域通常将“劳动”或“工作”“职业”“业务”等概念合在一起使用； 在社会学领域，职业是一种社会分工、社会角色以及获得利益的活动。 本文赞同董显辉在《职业及其对职业教育课程的规定性》中对职业构成要素的描述： “其一，职业是个人为了谋生而服务社会的工作或劳动； 其二，职业是个体连续和稳定的社会分工； 其三，职业是需专业知识、技能的活动； 其四，职业是国家认可的社会活动； 其五，职业是有一定的从业人员数的。 ”简言之，职业是以谋生为基本目的、基于市场交换驱动的分工基础上个体连续从事的国家认可的社会生产或服务性劳动。 如今的保姆不同于旧时代的佣工、家仆，也不同于改革开放前的保姆，他们在都市化发展及社会分工细化的时代背景下，成为规模不小的家政服务业从业者。 从广义上说，保姆职业基本符合上述构成要素，可说是现代都市化社会中的一种“社会分工”，是具有一定规模和分工职责及专门性技术（尽管科技含量不高，但行行均有自己的规律、技巧可言）的职业。
凡是职业就存在职业认同问题。 如前所言，职业认同是从业者对该职业的情感体验，它对个体心理和行为产生重要影响，而影响职业认同的因素有声誉、工资、信赖、工作环境等等。 笔者认为，保姆职业认同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声誉、工资及信赖等因素，保姆通过自身实践对该职业获得情感体验，此外，来自家庭、雇主及社会的评价对其职业认同的确立亦极为重要。 作为一种社会（职业）群体的形成，保姆群体对职业的认同遵循着社会认同的基本规律，但又有其自身的特点。 我们结合个案访谈，分别从保姆自身、雇主、家人、大众等方面分析保姆职业认同的状况。
1.保姆自身的职业认同
在访谈中，我们发现，报道人对自我身份的定位与认同较为负面。 她们无一是主动选择保姆行业的，均认为自身文化程度低，只能做保姆这种低门槛的工作。 如报道人桂兰（女），45岁，已婚，来自泉州，文盲，为全职住家保姆。 “之前被工厂辞了，没文化也不知道还能做什么，刚好我亲戚找人带孩子就来了。 ” 从访谈来看，她对保姆职业没有清晰的认识，并未视家政服务为专业而依旧视为传统的家务劳动，看不起自己从事的保姆工作。 又如报道人小玲（女），20岁，未婚，来自甘肃，中专文化程度，为兼职不住家的保姆，月薪三千元。 她对调查者表示： “刚做工的时候不敢跟父母朋友联系，觉得自己现在的工作很丢人，只是个伺候人的。 ”显然，她不认同保姆职业，仍然存在旧时代的观念——丢人现眼的“伺候人”的工作，自认地位低下，不敢让家人朋友知道。 保姆自身对所做工作的性质意义认识不足，职业认同不到位，必然影响其工作积极性及工作品质。 此外，影响保姆职业认同的外在因素主要来自雇主、家庭、公众舆论等方面。
2.雇主对保姆职业认同的影响
尽管如今保姆已经职业化，但有些雇主家庭受封建“家奴式”思想影响，认为保姆是他们花钱雇来的下人，可以随时任意支配、全天候侍候主人。 如报道人美莲，42岁，已婚，来自三明，文盲，为全职住家保姆，月薪五千元。 她透露到： “别看我一个月五千挺多的，但每天得做三顿饭，他们家三个孩子的衣服还都要手洗，反正全家大大小小的活都要我干，一刻也别想休息，好不容易闲下来想歇会儿，他们就不给我好脸色看。 ”美莲雇主家10岁的女孩（小学四年级）跟我们说： “每次我写完作业她都不帮我收拾桌子，而且天天没事干就在那看电视，简直懒死了！ ”连10岁的孩子都认为保姆必须随时随地干活，不得闲着，不能看电视，而应时时刻刻服务。 可见，雇主方仍习惯地视花钱雇来的保姆是仆人，而不是提供家务服务者，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主仆关系而不是购买服务与提供服务的关系，因此，保姆应该全天候侍候主人，不该有私人时间。 更有甚者，雇主对保姆有先入为主的猜疑。 来自江西的25岁的张姐（未婚，小学文化程度）为全职不住家保姆，她告诉我们： “这家的上个保姆因为偷了孩子的表被辞了，所以他们现在好像防贼一样防我，每次出门都会把房间上锁，但我又没自己的隐私，所以这心里就不太舒服。 ”雇主对保姆的防备和不信任，甚至不给她们有自己的私人空间，给受雇者心理投下阴影。 带着“不舒服”的情绪提供服务，其服务品质是可想而知的。
3.家人对保姆职业认同的影响
家庭是每个人内心最亲近的地方，也是个体最为珍视的精神支柱。 因此，获得家庭成员的情感支持是个体能持续工作的动力和保障。 然而，在我们的访谈中发现，保姆的家人同样有封建等级思想，他们对从事这一职业的家人颇有微词。 报道人秀敏（离异）现年已71岁，中学文化程度，从泉州来厦门做全职住家保姆，她不无悲伤地诉苦道： “我妹跟我吵架的时候说，她最起码有男人养着，不像我还要去给人做奴才。 ”妹妹对保姆职业的偏见及如此侮辱，使她有家不敢回。 报道人小玲将自己的工作告知家人和朋友后，处境也相当难堪： “父母反对我做保姆”“同学朋友不理我”。 亲密的家人和朋友没有摆脱对当保姆的固有偏见，看不起保姆，甚至觉得让男人养着也比靠自己做保姆养活自己地位要高得多，这种情况并不少见。
4.社会对保姆职业认同的影响
在保姆需求如此之大的现代中国都市，社会对保姆的职业认同度却依然很低。 偏见、误解、污名乃至侮辱随处可见。
首先是媒体宣传。 这是使保姆进入公众视野的巨大推手。 媒体往往建构出保姆群体的低素质弱能力形象，放大个别失范行为，将“弱”与“恶”相联系，造成社会对保姆普遍的不信任感。 网络搜索“保姆”等相关字眼显示的内容几乎都与行业失范现象有关，鲜有对这一群体的正面报道。 如澎湃新闻微博的一则推送标题《虐童事件让你谈“姆”色变，六招教你远离“狼保姆”》，又如环球时报一则新闻标题《令人发指！ 监控曝光八月大婴儿遭保姆兽行》。 凡此种种，通过夸张的宣传引导社会舆论，塑造并强化了保姆群体的负面形象。
其次是大众的固有偏见。 如今社会中“男尊女卑”思想和视保姆为“仆人”的观念仍然存在，保姆被视为“女人中的女人”，地位更加低微卑下。 个别保姆失范现象发生时，人们对保姆的成见及不信任就更是一边倒了。 一何姓同学（女）说： “对保姆不再信任了，以后找阿姨要更慎重！ ”女生梁某也说： “没想到她们会做出这种事，很害怕，很心寒。 ”连较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大学生群体看到有关保姆的负面报道后都会立即对之产生信任危机，那么，对保姆群体缺乏客观完整认识的一般大众的态度更是可以推想了。 大众对保姆的偏见和不信任无疑只会加强他们对保姆职业的不认同，进而影响保姆群体的职业认同感。
当然，专业化程度不高也是影响保姆职业认同的重要因素之一。 家政服务公司往往将自己定位为家务服务购买方和提供方之间的中介机构，而没有履行专业公司的职责，如上岗培训、人员管理、劳动保护等。 报道人美莲表示： “公司只负责帮我找人家，找到以后就没什么联系了，至于劳动保护那些，我们没文化也不懂。 ”同时，家政服务公司没有进行职业认同的教育，让准备上岗从事保姆工作的人员明白自己到雇主家当保姆是提供家务服务而不是当仆人，与雇主的关系是提供服务与购买服务的关系而不是主仆的关系。 由于对所从事的工作（职业）定位不明，保姆们只能凭良心做事，无法根据合约（合同）提供应有的服务，家政服务业一直未能形成产业化的成熟市场，依旧处于“次属劳动力市场”的底端。
三、 提高保姆职业认同的实践路径
保姆职业认同与保姆被污名化之间有直接关联，我国保姆职业认同度低是长期污名化的结果。 长期以来社会对保姆职业存在的偏见使保姆对自身职业地位的认识负面，甚至不认同。 为此，保姆的心理极为敏感脆弱，不但不敢积极争取和保护自身应有的权益，而且有时会自卑自贱。 她们自身对保姆身份的否定与抵触情绪只能加剧社会对该职业认同的弱化，使其丧失自尊，加上家人和大众在既有偏见中不断建构的不利语境，成为思维定势及舆论霸权的牺牲品。 不断强化的污名化，使保姆群体难以确立正确的职业认同。
保姆对自己所从事职业的认同度低和保姆群体不断地被污名化，加剧了社会对保姆的信任危机，使大众对保姆问题的看法容易产生偏差，保姆群体愈发受到打压。 由此产生的负面情绪极易集结乃至爆发为保姆对雇主和社会的报复，演变出一系列恶性事件。 如前所述，詹姆斯·C·斯科特在《弱者的武器》中谈到马来西亚农民“对抗无法抗拒的不平等”的办法即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暗中破坏等等，从中揭示农民与榨取他们血汗者之间持续不断斗争的社会学根源。 斯科特指出，农民用“低姿态的反抗技术”进行自卫性的消耗战，以对抗社会不公。 可想而知，在遭受白眼和不信任等巨大压力面前，低社会支持度而孤立无援的保姆们，不是消极应对就是离职不干。 她们对付雇主和社会的不信任或污名化的方式只能是这样！ 报道人秀敏回忆说： “之前做工的小区有个雇主挑刺儿把保姆给辞了，后来这保姆的相好就带人来把业主家门给砸了。 ”如此以恶报恶、恶恶相交的现象难道不该引发我们深思吗？
周大鸣等《保姆的群体特征研究》中提到了周女士。 周女士从事的工作主要是照顾儿童、老人或做饭、打扫清洁等家务，没有与雇主签劳务合同，但雇主经常会留她一起吃晚饭。 她认为这样的雇主难找，就是雇主少给酬劳她都愿意为雇主当保姆。 很显然，给人一点温暖，相信他人尊重他人，尤其是对边缘群体、底层劳动者好些，只会有利于自己。 报道人美莲阿姨就提到，之前在老家和做了八年的雇主关系十分亲密，提到女主人将她当家人一般看待，不仅为她安排探亲的假期，逢年过节时还会送她大红包，时刻体恤她的工作感受，她实在地说： “她对我好，我便对她更好，对她比对自己的亲人还好。 ”可见，从雇主一方来看，尊重他人就是尊重自己，尊重比自己地位低的人更是对自己做人品质的提升； 社会和谐需要良好的人际关系，超越阶层壁垒的平等的人际关系，是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
对保姆职业的不认同、对保姆的污名化乃至不善对待，只能促使当事人负面情绪的增长甚至报复事件的发生，造成两败俱伤的结果。 这不能不促使我们思考如何抑制“不信任—报复—更加不信任”的恶性循环、促进保姆职业的良性发展，如何纠正对保姆职业的认识偏差。 以下是对增强保姆职业认同的几点建议。
1.保姆自身应提高主观能动性，增强职业认同，正确认识家政服务的价值。 职业认同是个人职业生涯的认知和体验，这种认知和体验不但影响着保姆的职业行为，而且影响到她们的城市融入进程。 我们认为，先不论当今社会如何看待保姆职业，保姆自身要变被动为主动，从职业价值、职业情感、职业学习和职业态度等方面提升对所从事工作的认知。 为此，家政公司应对保姆进行上岗培训，并不断完善家政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 除了通过培训让保姆掌握家政服务的基本知识及技能外，应重视对保姆职业价值的认同教育，让保姆明确知道自己与雇主的关系是提供服务与购买服务的现代性雇佣关系，而不是昔日社会的主仆式封建雇佣关系，要引导保姆变被动劳动为主动劳动，在实践中不断提升主体自我的职业认同以消解污名化。
2.雇主应端正对保姆工作性质的认识。 由于保姆职业的特殊性，她们的工作全部需要在雇主家户中完成，对于很多住家型保姆而言，她们的工作场所和生活场所在雇主的私人空间中产生了重叠，使得保姆时刻处于异质的家庭文化与陌生的私人规则当中，但这并不意味着雇主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苛刻占用保姆的所有时间和应有空间。 雇主应认识到自己付给保姆的月薪，购买的只是保姆按合同规定提供的家政劳动服务，而非保姆人身，也不是她除睡觉等生理时间之外的所有时间。 当代都市社会，雇主和保姆之间是现代雇佣关系而非封建人身依附关系，雇佣双方在人格上是平等的，雇主只能尊重而不能侮辱保姆的人格，以平等、尊重的态度恰当地肯定保姆的工作、提出合理的要求，用温暖和真挚营造和谐的雇佣关系。
3.社会全体应提高对保姆及现代雇佣关系的认识。 除了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使保姆的工作更具稳定性、安全性，让其能够享受公平的福利待遇外，社会还应创造条件营造保姆职业认同的氛围。 现代社会只有分工的不同，没有职业地位的高低，这种文明观念必须确确实实地得到践行，才可营造出良性的家政雇佣关系，进而在整个社会构建良性的人际关系的互动模式，以建设美美与共的和谐社会。
总之，目前我国大众对保姆职业的认识还不够充分，缺少现代雇佣关系的理念及整体把握，容易导致良性的社会关系遭受危机。 因此，确立良性的现代雇佣关系，营造互相尊重的社会氛围刻不容缓。 由于本研究尚缺少长时段的跟踪观察，更深入的研究有待于今后进一步展开。
选自《浙江妇女研究》2019年第2期，总第10期，第5-1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