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历史上的西迁往事，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山河陷落的岁月里的传奇，是那个时代大学读书人的悲歌壮举。
在南大仙林校区里，有一个“二源广场”，纪念南京大学的两个源头：一是中央大学，它可以追溯到1902年，刘坤一、张之洞和魏光焘创办的三江师范学堂；一是金陵大学，可以追溯到更远的1888年，由美国基督教会创办的汇文书院。
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华战火在上海燃起，国都南京也危在旦夕。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等大学，不得不踏上西迁避难的艰苦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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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5日和19日，日军两次空袭南京，中央大学遭日机轰炸，损失惨重，数位校工被炸身亡。
战争，死亡，毁灭，似乎是悬在每个人头上的达利摩斯之剑，分秒之间就要掉落。
时任中央大学校长的罗家伦，正为了学校的长远发展，于中华门外7公里处的石子岗一带，征得土地8000亩，欲筹建“万人大学”。奈何形格势禁，只得考虑迁校事宜。
可是，一个大学的迁移，不同于一人可以直接背起行囊就走。搬往哪里？怎么搬？何时搬？
罗家伦先后派出三路人马前往重庆、湘鄂、成都，商谈迁徙的有关事宜。法学院院长马洗繁、经济系教授吴幹去重庆，医学院院长戚寿南去成都、教育心理学教授王书林去湖南看是否能找到合适的地址。这四位教授接到任务后，连家里的安置都不顾，当天下午就出发了。
马院长在重庆非常顺利，戚院长和华西医科大学接洽的结果，华西医科大学非常欢迎中央大学医学院的师生来上课。王教授的湖南之行虽然不顺利，但他马上返回汉口设立办事处，一方面转运去重庆的图书仪器，一方面负责接待西行的教职工和学生。
8月中旬，敌机对南京轰炸，加快了学校西迁的步伐。四川省政府和重庆大学告知前来征询意见的联络员，对于中大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
当初，“万人大学”筹建之时，国民党中央全会通过提案的同时，答应支付相关费用，加之中央政府要求中央大学扩充工程人才培养，蒋介石当场答应另拨200万元。这些曲折而来的资金，填补了当时资金的需求。
9月23日，教育部下达了“准迁重庆”的批复，学校职工先行，老师们也逐次挥别金陵，踏上了漫漫西迁之路。
路途遥远，前途未卜，每个人的心里，都像垫了一块沉甸甸的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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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9月，罗校长已派人携款赶赴重庆，着手建造简易平房。同时，对离校教职员工及学生发出通知，一律限于10月10日以前至汉口中央大学办事处报到。
10月中旬，中央大学文、理、法、农、工、医、教育七个学院的新老学生1500余人，教职员工1000余人，连同家属在内，共约4000多人，由汉口分批乘轮船赴渝。
中央大学这次西迁，是彻底的搬家，从人到书，从器材到家具，能搬的几乎全部都搬了。就连医学院20多个用药品制过的、用于人体解剖的尸体标本，也被戚寿南院长带往重庆。
图书仪器的运输是一个大问题。由于体积问题，图书仪器不能够上船。在一筹莫展之际，爱国实业家卢作孚主动提出可以提供帮助。
中央大学除本科和研究生教育外，还有一个实验学校。罗家伦没有把实验学校仅仅看作一个中学，而是看作可以为中央大学输送优秀学生的储备学校，实验学校的老师，有许多都是中央大学最优秀的毕业生担任的。到抗战前夕，实验学校已名满江南，所以罗家伦决定实验学校也搬迁。
在中央大学西迁前，实验学校已搬迁到皖南屯溪。1937年10月，实验学校在屯溪举行开学典礼，在罗家伦到达屯溪的时候，敌机又把实验学校炸毁。罗家伦赶到实验学校、站在一个炸弹坑旁，一个忠于学校的老校工跑到校长面前，跪在地下痛哭。罗家伦也很激动，指着弹坑对在场的教职员工说：“敌人要炸毁这个学校，我一定要复兴这个学校，敌人能炸毁的是物质，敌人不能炸毁的是我们的意志。”
随着战事的吃紧，这所实验学校又从屯溪搬到了湖南长沙，从长沙搬到了贵州贵阳，于艰难困苦中培育桃李，始终弦歌不辍。
抗战时期，这所学校仅在贵州就招收了几千名青年学生，给他们提供了优质的中学教育，这些人才对贵州、对全中国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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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学院的牲畜有许多是从外国引进的，非常珍贵。罗家伦请卢作孚把轮船改造一下，以便把这些牲畜运到重庆。卢作孚先生欣然答应，改造了轮船的一层，每种牲畜选一对，就这样，中央大学把最重要的实验牲畜也运到了重庆。
但是，在农学院的农场还有许多牲畜，来不及运往后方。罗家伦把管农场的王酋亭先生找来，交代道：“这留下的东西，交给你，在敌人来到南京以前，你设法保管，万一敌人攻陷南京，那时你若是认为无法维持的话，不得已而放弃，我也绝不怪你。”
12月初，日军迫近南京。在南京被攻陷前三天的枪林弹雨中，这位王先生以绝大愿力，居然把全部牲畜转移到大胜关农场，再用木船转移到江北。然后他和两位工友赶着牲畜向西，一路游牧起来。他们徒步过安徽，经河南边境，转入湖北，用了近一年的时间才赶到宜昌，又再水运至重庆，其历程堪称艰苦卓绝，其场景或也是世界教育史上所仅见。
转眼，进入了冬天，而人和动物还在大雪纷飞的路途中跋涉。令人惊奇的是，在这场生死行军中，竟然没有死亡一头大牲畜，还添了一头小牛。
第二年的深秋，罗家伦校长坐车从沙坪坝进城时，他的司机突然看见前面来了一群牛，赶牛的好象是中央大学的工友，他赶紧告诉罗校长。不错，牛和人都是中央大学的！
罗家伦让司机赶紧停车，他急忙跑下去，看见王先生和他的两位同伴蓬头垢面，其神态宛如苏武塞外牧羊归来。见到这样的场景，罗家伦的热泪不禁夺眶而出。
这就是当年的师生，这就是当年的大学小职员，这就是当年的校园气节，这就是当年的大学。
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曾有这样一段感慨：“抗战开始以后，有两个大学都弄得精光：南开大学被日本飞机炸得精光；中央大学却搬得精光，连畜牧场的牛羊都从南京赶到了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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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火蔓延迅速，越来越多的人涌入大后方，中央大学也是渐渐人满为患。为了分流，中央大学又于柏溪建立了分校。
1941年时，罗家伦谈及当年中央大学及其分校的建立，不禁唏嘘不已：“造化的安排，真是富于讽刺性。我在南京没有建成大规模的新校址，但这点领到局部而未用完的余款，竟使我在兵荒马乱的年头，免除了许多困难的手续，在重庆沙坪坝和柏溪两处，造成了两个小规模的新校舍，使数千学生没有耽误学业。”
回到1938年。几乎与中央大学同时，南京大学的另一源头，金陵大学，也在那时开始了西迁。
起初，金陵大学是否西迁，大家的意见一时不能统一。主张西迁的人说：“炮弹不张眼睛，中央大学在敌机轰炸时都炸死了7个人，谁能保证下一颗炸弹不落在金陵大学的校园？”不主张西迁的人说：“我们是教会学校，有美国大使馆保护，我们不用怕。”
等到10月下旬，南京告急，陈裕光校长接到教育部紧急内迁的通知，他立即动员师生员工共同想办法，四处借车借船，运送人员及物资。
1937年11月25日，第一批内迁的500多人，乘坐长沙号轮，由裘家奎教授和孙明经老师带队，浩浩荡荡，溯江而上。12天后，这支队伍到达重庆。
12月，南京沦陷，后两批内迁人员，备受艰难。心急如焚的陈裕光校长与王绶、马杰等教授在重庆亲自安排接应。每看到一批内迁的人员，便止不住热泪盈眶。
1938年2月，金大师生全部迁到成都华西坝。
与金陵大学同时迁到华西坝的还有：金女院、齐鲁大学、燕京大学的一部分，中央大学医学院和农学院兽医系也在抗战初期由重庆迁来华西坝。加上东道主华西大学，共有六所大学师生在此。
尽管条件艰苦，但师生们甘之如饴，彼此也十分融洽，称这里为“大后方的天堂”。
大概，读书人自己的要求本就不多，能生存，能读书，如此而已。他们的心志，还是在自己的事业上，就像这所大学，那时，它所有的精力和意志，都是要克服时艰，办好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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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暑期，中央大学在重庆招收新生及二年级转学生，共录取千余人，在校学生一下猛增到2000多人。
为鼓舞同学不怕艰苦、坚持抗战的意志，罗家伦校长每周末都对学生们作一次精神讲话。后来罗校长把这些讲稿汇集成册，取名《论新人生观》，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
1939年岁末，中央大学在重庆已完全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并设置研究院，下设理科、法科、工科、农科四个研究所。这时，中央大学教育学院改为师范学院，设立国文、英文、数学、理化、史地、博物、公民训育等系。此外，工学院、农学院、法学院、医学院等还增设了若干系、科。
在抗战时期的艰苦条件下，中央大学不仅没有因战争环境削减其发展趋势，反而向充实、扩展与提高的道路上更迈进了一步。
这段往事，正像南大的整个校史，让我们感到这所学校的气质，犹如梅花精神，无论环境何等恶劣，是冰雪来袭、还是尘泥加身，都能迎霜怒放，不改清香远溢。
在后方的中央大学，远不能称为世外桃源。战火断断续续影响着校园，敌机偶尔过来轰炸，读着书的学生，总是得一边上学一边想着要如何以最快的速度到达防空洞。
1939年5月，日本飞机对重庆实施战略轰炸时，又全不顾惜斯文，追踪到中央大学在松林坡的新校区，投下多枚炸弹，炸毁了学生食堂和其它一些建筑。
那时，校园的学习生活相当艰苦。早上吃的是稀饭，中晚两餐吃的干饭中有砂、石、谷子、稗子、糠、老鼠屎等，被同学们戏称为“八宝干饭”。
1944年秋，政府号召知识青年从军报国、参加战斗，“十万青年十万军” 号顿时响彻云霄，松林坡的从军办事处一时排起了报名的“长龙”。
中文系教授、著名诗人汪辟疆感慨之余，挥毫写就两首七绝，一时在嘉陵江畔、松林坡上为大家广为传诵。其一曰：“闻君已恨从军迟，欲把樱花踏作泥；我亦有怀征万里，送君先过石门西。”
历来，知识分子总是有家国情怀，青年学生总是有一腔热血。南大的西迁往事，亦是如此。从那时至今垂七十余年，愿它将来，仍能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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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长达8年的抗日战争结束了。中央大学也进入了新的时期，开始了修复校园、搬回原址的工作。
1946年5月，第一批师生开始了东下的旅程，12000多名师生分8批陆续返回南京。
嗣后，金陵大学也于1946年11月，遵照教育部复校命令，成立金陵大学复校委员会，着手筹备复校事宜。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8月8日，国立中央大学改为“国立南京大学”，10月10日，学校又改称“南京大学”。1952年，金陵大学与南京大学合并。1952年9月，南京大学迁入金陵大学校址，走进新的艰难时光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