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女性的沉默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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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学英是趁小孩睡觉的时候跟我通的电话，她跟雇主讲好到阳台上打个电话，宝宝醒了就喊她。
这已经是程学英当月嫂的第六年，无论是育儿技能，还是进入别人的家庭后与雇主一家相处，她都有了丰富的经验。这样的资历在育儿嫂行业正是“当打之年”，属于最抢手的那一批。但从去年夏天开始，她发现自己开始有更年期症状——甚至还是当时的雇主提醒的她，那位宝宝妈妈见她在空调间里还不停冒汗，就对她说：“阿姨你是不是更年期到了？我妈那个时候也是这样，烦得很，然后冬天还冒汗。”
程学英第一反应是否认。她才47岁，在她印象里，女人最起码到50岁才会开始更年期，过了大半年，对更年期有了更多了解后，她还是倾向于不跟雇主谈论这一点。她的顾虑不是没有道理的。
去年那位提醒她更年期的雇主算是善解人意了，但自从更年期以来，程学英已经被退单了三次。第一次被退单就是去年刚入冬，在那户雇主家里，别人穿毛衣她只穿一件单衣，又把袖子挽得高高的，都没用，还是忽忽出汗，根本没办法控制。等程学英意识到，人家雇主已经跟公司提了“更换”的要求。站在雇主的角度，她觉得不是不能理解，而且起初她并没有意识到，在她感到烦躁的时候会忍不住连续地说“好烦”，这也加深了不愉快的观感。
除此之外，她睡眠和胃口都变差了。这些都让她精神不振。她自己分析，后来两位雇主要求换人，也跟她的精神面貌变差有关系。
对50岁左右的城市女性来说，更年期和退休是前后脚到来的，这意味着职场压力会减轻，有更多时间和精神关照自己。但对一些基层女性来说，四五十岁，正是她们的“黄金打工年龄”。这个时期，她们往往已经将子女送入高中或大学，一方面得以从育儿中获得解放，形成“空巢期打工窗口”；另一方面，也肩负着一半家庭经济压力，再加上对自己未来养老的焦虑，她们会在四十出头重新进入城市，学习新技能，开始人生中的“中年打工”阶段。
四五十岁的基层男女，进入城市找工作，某种程度上确实是女性的工作机会更多。按照农村地区的一些说法，“男的上了岁数，出去当保安都没人要，女的到大城市里做保姆月入过万”。这话虽有些夸张，却也不是没有道理。迈入四五十岁，男性的体力下降相对更厉害，体力活儿难以为继，假如再遇到疾病或者其他变故，反而需要派出家里的女性去谋生路。
潘女士到宁波一家医院做护工之前，日子一直算是不错。两年前，她家与弟弟家合伙做生意以失败告终，卖掉房子还掉部分债务后，她和丈夫两人商量下来，决定由她出门打工，原因就是她能更快地挣到更多钱。程学英的丈夫六年前得了尿毒症，生活重担立刻压到了她的肩上。我采访的另一位月嫂，生完二胎没多久，丈夫就出了车祸，她只好抛家舍业，跑到省会城市做月嫂。
等她们快50岁，累积了一定的经验和资源，正是一生当中赚钱能力的顶峰时期。这也是程学英最懊恼的。她在公司做到第七年，拿最高档工资。趁着这个时候，她工作非常拼。去年，366天她上工了313天，换句话说，一年只休息了53天，有时候单子连上了，下户当天的下午回公司宿舍睡两个小时，晚上接着去下一个雇主家。现在频繁被退单，可以说令她相当沮丧。
城里人盼着退休，农村人到了50岁，觉得工作多多益善。所以退单对程学英来说，非常受打击。虽然领导不会批评她，但她作为一个老员工，面子上也说不过去。同事也会觉得奇怪，程学英向来获得雇主的评价都是一流的，怎么突然被连续退单。但她也不敢直接告诉关心她的人真相，她选择用一些比如“没有眼缘”这样的借口搪塞过去。进入家庭、与家庭成员亲密接触，月嫂群体的更年期变化给工作带来的影响，比其他职业更显著。
更年期影响的除了生计，还有她们对自己存在价值的判断。刘树琴过去几年就感到非常难熬，原因就是已经在河北老家农村里“闲了七八年”。
刘树琴今年56岁，打从22岁一结婚就没闲过，干活一直干到48岁，突然间就停了。起初在老家是起早贪黑地种地，二十七八岁那年又开始养羊，养了10年，随后去工地当小工。对，一个女人上工地干男人活儿，推水泥、拉车、铲灰，工地之所以乐意雇佣女性是因为给她们的工钱比给男人低。小工一口气干了五六年，她终于换去一个亲戚干的工地上烧饭，算是轻松一点儿了，这个活儿她本来想着能一直做到干不动为止，只是没想这个“干不动”来得这样早。
她跟我描述当时的状态，“身体软了没了劲儿，每天只想在家躺着，就一点儿都不想干了，一点儿都坚持不了了”。出汗，“在那儿待着汗就顺着脖子往下流”。而且还心烦，“光想上街找个偏僻的地方去大喊大叫”，虽然也没去。她说最多就是在家哭一阵，能稍微好点儿。但从此干活儿是一点儿都不想干了。
刘树琴很纳闷儿，干了一辈子活儿，怎么突然就啥也不想干了。家里倒是没人指责她，甚至还带她上北京看过病，医生让她做些检查，她没舍得花那个钱，实际上也不太相信“抽血能治好不想干活儿的毛病”。回到村里，整天在家闲着，心里就想，五十来岁，年纪轻轻，就啥也干不了？“有时候想想这个就觉得活着没意思”。
假如刘树琴当时能舍得在北京的更年期门诊做些检查，医生会告诉她，这些症状并不神秘，它们只是雌激素水平下降的表现之一。雌激素对女性的保护涉及泌尿生殖、心血管、骨骼、神经以及皮肤、毛发等多个系统。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25年发布的周报研究调查结果显示，40～60岁中国女性中，有46.3%的人报告出现了更年期症状，其中失眠（50.0%）、疲劳（48.2%）和焦虑（46.9%）是最常见的三种症状。“这些症状不仅影响身体的舒适度，还可能对心理状态产生负面影响。”
不光是刘树琴不舍得花这个钱。就像一位基层医院的妇科大夫说的那样，“她们有些人连饭都吃不上，哪个会管更年期。除非是症状比较严重了，才会来我这儿看看”。四川省什邡市妇幼保健院更年期门诊曾英主任告诉我说，她接诊的农村病人，促使对方来看门诊通常有两大常见症状：一是潮热出汗失眠，晚上睡不好觉影响她白天劳作；二是性生活困难，“50岁左右这个人群，一般都要出去打工，年末春节回来夫妻相聚，但绝经后一整年都没有性生活，突然要进行是很困难的”。
但是，在农村地区，即便想看更年期相关症状，也无法就近在乡镇卫生院解决，这儿的医生要么没有完备的更年期相关知识，即便有心为对方开激素类药物，也面临着药物不全的困境。我在小红书上碰到一位年轻女士，她告诉我说，她妈妈出现了更年期大出血，到县医院挂急诊，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做刮宫手术”。直到她回家带她妈妈去市医院看，才知道原来可以采用补充雌激素这样的方案来应对。
刘树琴没有走到补充雌激素这一步，即便走到了，按照北京市某郊区妇幼保健院一位主任医生的经验，很可能也坚持不下去。雌激素得长期服用，但是因为医保限制，比如替勃龙这款常用的雌激素，一次只能开一周的量，“病人每周都得来一次医院，而农村病人可能来一趟要换两趟车”，能这样坚持的农村病人屈指可数。
无论如何，在刘树琴这儿，她已经将自己判为“没用的人”。
过去将近30年，刘树琴种地、养羊、做工地小工，三种高强度劳作让她强烈依赖自己的体力，更年期带来的症状不仅让她失去了生产工具，也让她的社会角色骤然失效。如果说大城市更年期女性面临的是一种衰老后容颜不再的外貌焦虑，基层女性的焦虑看上去是截然不同的，她们很少顾虑到“老了、不美了”，或者“更年期意味着失去性魅力”，她们直面的是一种更为紧迫的“存在危机”。
更年期的一些症状其实是在呼吁身体休养，但基层女性又恰恰如此依赖自己的体力。这种矛盾状态让她们无所适从的同时，产生强烈的危机感。
程学英前一阵得了一次急性肠炎，与此同时还有泌尿感染，原本第二天要上户，“不得已”休息了几天。那几天里她说自己蛮焦虑的，她隐隐约约感觉到，这一行或许自己马上就要做到头。几乎是这么多年来的第一次，她在休息的时间里认真感受自己的身体问题，好多思绪在头脑里打转。她平躺着，感到有点胸闷和压迫，可能是前两年得了肺部疾病的后遗症（注：实际上大概率也是更年期症状）；失眠，过去一挨枕头就睡着，现在总要熬一会儿才能入睡；头晕，可能是缺觉的缘故；腰不好，长期带宝宝换尿布，腰疼是逃不掉的。这些问题里，哪些是更年期引起的，哪些是疲劳引起的，程学英搞不清楚。好像也没工夫去搞清，思绪很快就被焦虑占据。
她最大的焦虑还是这份工作还能干多久。跟雇主家面试时，她最害怕的问题是，“您这个岁数，会不会精力不济”。虽然公司教给了她们应对话术，但她打从心底里认为，精力不可能比得过年轻的同事。
不止一位月嫂告诉我说，她们已经看到了月嫂这个行业在“年轻化”，她们刚入行的时候，起码也是40岁，“现在已经有30多岁就出来当月嫂的了”。
农村女性进入城市打工，月嫂、家政工和护工是较为常见的去向，事实上，这几个工作都是传统上女性角色职责的延伸，它与家庭内的母亲、妻子、女儿（儿媳妇）的职责高度重叠，是一种“母职的市场化”，这就意味着她们不仅要提供技能，还要付出一定程度的“情感劳动”。雇主对一位月嫂的最高评价是“照顾宝宝像照顾亲生小孩那样用心”，同样的，老人对护工最好的评价也是，“就像自己的亲女儿一样体贴”。
从赚钱养家的能力这个层面来说，完全可以将上述群体称为“职业女性”，但家庭内部，对她们的要求很可能就是，随时放下工作，回老家服务家庭。对月嫂邓姐来说，正是因为已经是“职业月嫂”了，照顾儿媳妇的月子恐怕就更是当仁不让。邓姐去年“十一”假期刚刚给儿子办完婚礼。她老家在湖北洪湖，婚礼酒席的习俗是连办三天。最终，邓姐摆了三天半流水席，一天两顿，平均每顿有10桌，花去她10万块钱，再加上22万元彩礼，一场婚礼共计支出32万元，这几乎是她干月嫂三年的收入。她告诉我说，办婚礼前她就跟儿媳妇许诺，现在假如不急着要孩子没关系，到时候坐月子包在她身上。她还说，“假如到时候你们嫌弃我年纪太大，我就在公司里找个年轻点的姐妹来做，我负责采买一日三餐和做饭”。在她的叙述中，这些就是理所应当的分内之事。
就说刘树琴，虽然她自认为赋闲在家七八年，却也在“烦躁得不想干活儿”的更年期，照料了女儿两次月子。女儿嫁到山东，但是婆婆身体不好，第一胎女儿回了河北老家生产。二胎决定在山东生，刘树琴又奔过去照顾。那段时间她的状态已经不太好了，但为了女儿还是耐起性子，“洗尿布洗了40天，烦得很，但我不做谁做呢”。
家政阿姨李大欢是我所有采访对象当中最能干的。她今年55岁，她首先让我吃惊的地方是她的收入，她说她一个月能挣1.7万元。这是我在我们小区一位邻居家里碰到的采访对象，吉林人，身高一米六三，体重120斤，说话做事干脆利落，雇主对她的评价是“不服不行”。
周一到周五每天干四家，礼拜天说是休息，但还是要干三户人家。平常都是早上6点钟出门，晚上8点回家，礼拜天下午三四点钟收工回家算是一周唯一的放松时间。现在的时薪能有45到50元，这意味着李大欢一周工作时长多达90个小时。
李大欢跟丈夫二人双双到北京打工，到今年已经是第23年了。两夫妻年轻的时候一起做过小买卖，租过菜摊，做过烟酒店，最后双双干了小时工。丈夫是送快递、送外卖，她开始做家政。大约10年前开始，她的收入就超过了丈夫。去年年底，丈夫生了场病，需要静养，从此就回了老家，说不想再回北京了。按李大欢的说法是，她老公挺娇气的，在北京这么多年，她在别人家里做完家政，回到二人的出租屋里所有的活儿也是她干。现在回了老家一个人生活不到半年，已经喊她回去了三趟。最后一次，她回去雇了个人照顾他，又过渡了几天，才重新回到北京。但她老公抓住机会就会劝她，一把年纪了也回家得了，“赚多少钱是个够啊”。
李大欢觉得不够。虽然她现在有时在雇主家里，洗着洗着衣服会感到非常烦躁，衣服一甩就就从卫生间里跑出来了，但这些雇主都是十年以上的老雇主，十分依赖她。“就比如我这趟回老家，一回就是半个月，小时工不哪里都是？都是每天要用工的家庭，但他们都说等着我回来”。
李大欢更多的焦虑或许来自价值感丢失。亲戚朋友都知道她在北京一个月能挣1.7万元，大家都夸她“能干”。她不甘心就这样回老家，当一个无用的人。李大欢是从行情价10块钱一小时干起的，十几年过去，干到现在是四五十元一小时。她基本不会写字，只上到小学二三年级，她说：“我这样的，能在大城市站住脚，很不容易你知道吗？”
“所以现在要是放下的话，确实有点不甘心。我从早到晚骑个小电摩托，一干上活儿，也没感觉说哪疙瘩不得劲儿。但是回老家，要在农村还好点儿，现在是市里头的楼房，现在天暖和了，晴天老日地就这么一蜷，真就有点儿焦虑了。”
不管是远离家乡到北上广打拼，还是就近到省会城市打工，这一代农村女性恐怕很难摆脱“别人的看法”。30年前，王传霞一家四口从农村到省会石家庄打拼，除了3岁的小孩，还有新近没了丈夫的婆婆。
打过各种零工，41岁的时候，王传霞得以在一家医院的餐厅稳定下来，因为总算是待遇还不错，节假日加班都有双倍薪水。她在厨房的工作需要早起，5点钟无论如何要从家里出发了，早餐供应到8点半，说是有休息时间，其实也马不停蹄地需要开始为午餐做准备。下午1点钟下班，回到家里虽然总是非常疲惫，但最多也就能眯着个半小时，再要睡觉也得等到晚上了。家里大小事务都是她在做，老的卧病在床，小的上高中，丈夫有时两三个月不回家，一回家能住半个月——但还不如不回来，是“双脚往茶几上一搁，等着吃饭”的那种男人。
王传霞说她这辈子也没指望男人能给她做一口饭吃，“哪怕熬一口粥”。那两年累到什么程度？她说，“每天早上只要能睁开眼就得往外冲”。现在已经过世的婆婆，在她人生最后两年，对王传霞依赖性非常强，半夜二人同住一屋，有个风吹草动，起身照顾的人总是她。有时候还在医院餐厅上着班，电话就打过来了，说哪里哪里不舒服，要上医院去。王传霞找这个半天的班儿上，大部分原因也是婆婆这身体，“老太太觉得你回来好像她的心就安定了”。
47岁那年，王传霞开始有更年期症状，而且严重得让她很不适，“我有个姐姐，她（更年期）几乎没有什么症状”。不过她身高只有一米四五，不到100斤，天生饭量小，而且不爱吃肉，她认为可能是自己体质本来就不好。回想婆婆过世前最后两年，王传霞还会感慨，自己到底是怎么熬过来的。更年期让她睡眠变得非常差，有时候晚上只能睡一两个小时，婆婆长年服用安定类助眠药物，这药对她来说是唾手可得，但她从来没碰过，她的观念是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能吃药。与其吃药，不如忍耐，她说，“要论个子，人家都觉得我吃不了苦”，仿佛一旦借助药物入眠，就与“不能吃苦”画了等号。但长期失眠，高强度的厨房工作，贴身照护婆婆，这些都证明了这个“别人以为吃不了苦的女人”的吃苦能力。
她丈夫是家里老小，但因为农村的习俗，他们结婚后一直没分家，所以两位老人的赡养责任都在他们夫妻身上，公公去世后，丈夫拖家带口领着老娘来到市里，说不想让老娘吃苦，打从一开始，他们就租的是楼房。十几年前，夫妻俩用小半生的共同积蓄在市里买了房，婆婆的生活条件再次得到加强。无论是时间、金钱还是情感，方方面面，对老人的赡养和照护重任，几乎完全是王传霞这个儿媳妇承担的。
王传霞今年57岁，婆婆过世已经是八年前的事，但突然病逝那一天的细节，她还记得清清楚楚。她像讲故事一样仔仔细细跟我复述了一遍，所有人（包括她老公在内）如何惊慌失措，面对医生如何一问三不知而只有她知道所有用药情况，而她又是如何没掉一滴眼泪地料理了所有的后事。语气里是有自豪的，听得出来，这应该是跟不少人讲过许多遍。她说，婆婆走后，她最大的感受是“空落落”的。反复讲述婆婆临终那天的场景，是她在努力消化这种无力感。这种讲述或许也是一种乡土智慧，过去她是凭借孝顺获得尊重的，现在，这种尊敬不应该随着婆婆去世而消失。
令她欣慰的是，每次她们回老家去，她丈夫的哥哥姐姐对她总是挺尊敬，虽然是老小家的媳妇儿，但她感觉大家待她就像是对待大嫂。走在村里，也总是“很抬得起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