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玉杰 李子江：美国女子高等教育发展中的观念之争(1870—1920年)
2023-02-13 00:01
发布于：山西省
▲姜玉杰
作者简介：姜玉杰(1988-),女，河南周口人，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职业教育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外国教育史、女子教育史研究;
(1968-),男，湖北十堰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美国教育史研究。
文章来源：教育科学，2022,38(06),67-75
摘 要：1870—1920年是美国女子高等教育从试验到扩张的关键期，人们围绕男女同校是否危害女性健康、女大学生婚育率下降是否会造成种族自杀、性别化课程是否合理等问题展开了三次大规模争论。一方以女性的生理特征为由反对男女同校，提倡培养贤妻良母，主张女性学习与其性别相适应的课程；另一方从经验事实和女性的社会角色出发支持男女同校，反对固化女性性别角色，主张男女学习同样的课程，享受平等的受教育权。争论表达了不同群体对女子高等教育形式、目的和内容的不同看法，折射了性别的生理决定论和社会建构论之间的冲突。争论促进了美国女子高等教育观念的变革和实践的发展，间接推动了美国女性社会性别角色的转变，最终促进了美国高等教育的现代转型。
关键词：男女同校;女性健康;种族自杀;学科领域“女性化”;家政学
在美国高等教育史上，有关女子教育的争论一直未停止过，女子教育的合法性危机与男子教育的天然正当性形成了鲜明对比。从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女子高等教育经历了从试验到扩张的进步历程，伴随着这种进步的是绕不开的争论甚至强烈对抗。这些争论不仅影响了美国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历史进程，而且“丰富了美国现代高等教育制度的内涵， 促使美国高等教育现代性的生长与成熟”[1]。国内学界鲜有对这些观念之争的研究。美国教育史学者主要探讨了高等教育中有关男女同校的争论[2,3]、有关女性健康的科学话语在女子高等教育争论中的作用[4]、个别高校在女子教育问题上的争论和政策演变[5]等问题，忽视了对女子大学课程相关争论的探讨[6]。总体上看，已有研究缺乏全面深入研究这一时期女子高等教育观念之争的成果。本研究以男女同校是否危害女性健康、女大学生婚育率下降是否会造成种族自杀、性别化课程是否合理三大争论为线索，在充分占有一手史料的基础上，再现这一时期美国女子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争论，分析这些争论的实质及对美国女子高等教育的影响，进而揭示美国男女教育平权的思想困境及脆弱性，从社会性别角度理解美国高等教育的现代转型。此外，梳理和分析美国女子高等教育发展中的观念之争，有助于从历史视角理解当前“高等教育女性化”(femin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7]的现象，批判性地认识女子高等教育与婚育率、女子高等教育与社会变革等的关系，最终丰富对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理论认知，为更好地推行教育性别平等政策奠定基础。
一、美国女子高等教育观念之争的缘起
伴随1862年《莫雷尔法案》(Morrill Land-Grant Act)的颁布和战后重建的展开，美国女子高等教育进入了“起飞的十年”[8]。从女学生方面看，美国女性在内战前已就读于女子学园(academy)、学院(institute/college)、师范学校(normal school)等中等性质的教育机构，这激发了她们及其女性后辈的求知和深造热情。而且，随着美国女性权利运动的发展，她们逐步要求进入传统的男子学院，接受更高质量、更专业的教育。从家长方面看，送女儿读大学面临观念、制度和经济上的重重障碍，但一些开明人士开始逐步突破这些障碍，为女儿提供了强大助力，包括经济、心理等支持。从教育机构方面看，一些男子学院领导者坚决拒绝女学生，一些男子学院领导者开始思考女学生入学的问题，而另一些社会进步人士则主张建立女子学院(women college)。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女性进入男子学院的要求与男子学院的顽固抵抗之间形成了严重的紧张关系[9]。一时间，男女同校成了美国街谈巷议的话题。
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着美国高等教育的扩张与转型，美国女子高等教育也获得了巨大发展。从女学生方面看，美国女生入学人数持续增长，甚至在人文学科中占多数，她们的平均学业成绩也优于男生，毕业后许多人选择晚婚晚育甚至独身。这些事实不断刺激着大众的神经，冲击着他们对社会性别规范的认知[10]。从家长方面看，送女儿上大学已成为平常之事，到20世纪20年代，甚至成了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一种生活方式。从教育机构方面看，到19世纪末，美国的男女同校学院和大学越来越普遍，甚至在20世纪初成了美国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主流机构。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女子高等教育争论的议题转向了女学生学习什么和为什么而学。
不得不提的是，1870—1920年美国社会的剧烈变革也助推了女子高等教育的观念之争。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深入，美国社会安置运动、女性选举权运动、禁酒运动、生育控制运动等改革运动如火如荼。正在接受大学教育的女性和女大学毕业生成为这些运动的重要发起者、推动者和参与者，这显然影响了她们就读时学科领域的选择和毕业后的婚育选择。与此同时，中欧和东欧移民的涌入以及高生育率又加剧了美国本土白人对受过大学教育的中产阶级女性产生的焦虑。
二、美国女子高等教育观念之争的焦点
1870—1920年，人们围绕美国女子高等教育问题产生了各种大大小小的争论。尽管“男女同校是提高还是降低了男女生的道德水平”“女生入学降低还是提升了高校的学术水平”“高等教育是否会摧毁女性的宗教信念”等小规模的争论不绝于耳，但是那些集中爆发的、影响力比较大的争论才真正塑造了美国女子高等教育。
(一)女子高等教育形式之争：男女同校是否危害女性健康
19世纪五六十年代，男女同校就已经在美国引起过小范围的讨论。但是，这并没有打消人们的疑虑。进入19世纪70年代，随着美国中西部男女同校高校的增多和东部男子学院对女性的拒斥，男女同校成了美国全国性争论的焦点。大学校长、教授、医生以及女子俱乐部的成员，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到这场争论中来。1873年，哈佛大学退休教授、波士顿医生爱德华·克拉克(Edward H. Clarke)出版了《教育中的性别》(Sex in Education)一书，他在书中利用社会进化论表达了对男女同校的强烈反对。他认为，男女同校(identical education)是在上帝和人性(humanity)面前的一桩罪恶，违反自然法则的女性很可能无法承受知识的压力并损害其“生殖器官”,最终造就病弱、不育、“男性化”的女性。为此，女性必须为母职保存她的能量而不是浪费在过度的智力活动上，女子高等教育应遵循简单的生理学格言：“教育男性具备男性气质，教育女性具备女性气质。”[11]克拉克的观点为古老的怀疑——女性身心和大脑不能承受知识学习，贴上了“科学真理”的标签。他还将女性的教育与女性的权利分离开来，认为对个人来说对错与否不是问题，重要的是对社会有好处，显然，女性应该保存能量以承担作为养育者的职能[12]。
尽管克拉克的论证充满漏洞，但是因其主题和修辞手法，这本书激起了大众的兴趣，在13年内多次再版。美国的大学校园、市镇、女子俱乐部等都在谈论这本书，当时很多渴望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称之为困扰她们的“小幽灵”(little specter) [13]。密歇根州安娜堡的一名书商曾在一天之内售出了200本，并宣称这本书“有望将男女同校扼杀在萌芽状态”[14]。不仅如此，评论这本书的文章大量出现，并基于不同原因对男女同校持否定态度。例如，有人虽然不赞成过度学习会危害女性健康的说法，但是也认为克拉克对男女同校的看法不能被过高估计，表达了对男女同校的反对[15]。总体而言，克拉克的观点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论调。
克拉克们点燃了美国男女同校争论的火焰。男女同校大学、大学女校友联合会(Association of Collegiate Alumnae)等组织和一些女子教育倡导者、教育者、医生、记者等个体都与克拉克针锋相对，公开支持男女同校。在克拉克的书出版之前，就有一些校长表达了对男女同校的支持，如密歇根大学校长詹姆斯·安吉尔(James Burrill Angell)认为：“如果我们仍然视其为一场试验，那它一定是一场最有希望的试验。年轻女性已经以极大的热情专心于她们的学业，并且证明了她们具备男同学一样的能力适应严格的学习要求。而且，她们的健康状况良好，她们生病缺课的次数并不比男生多。”[16]
在《教育中的性别》出版的同年，托马斯·希金森(Thomas Wentworth Higginson)指责克拉克在将女性的智力训练与她们的身体健康联系起来时没有提供可靠的证据，而且男大学生也可能生病[17]。1874年，朱利安·豪(Julia Ward Howe)在回应克拉克的观点时提出，女性糟糕的健康状况并不完全是接受高等教育所造成的，其他因素也影响了女性的健康，例如穿衣方式、饮食习惯、教养方式等[18]。同年，《马萨诸塞教师》上的一篇文章认为：第一，智力活动是产生健康问题的主要原因这一观点需要论证；第二，过度学习而没有体育锻炼会影响到男女学生的身体健康，而不仅是女生；第三，反对男女同校的证据中缺乏相应调查，提供的女生案例少且与事实不符，因此无法做出反对男女同校的结论[19]。医生玛丽·帕特南·雅各布(Mary Putnam Jacobi)认为，月经并不是子宫淤血或者一种病态症状，而是生理组织生产和蜕化的正常过程，营养和休息是女性健康的基础[20]。
1885年，由于担心克拉克的论调会摧毁美国女子高等教育取得的进步，美国大学女校友联合会对1882—1885年毕业的约1 290名女大学生展开了一项调查研究，并发布了《女大学毕业生健康统计》(Health Statistics of Women College Graduates)报告。该研究将女性的健康状况分为极好或良好、好、一般或糟糕三种程度，分别从3～8岁、8～14岁、入大学时、在学期间和大学毕业后五个阶段展开调查。研究结果显示：78.16%的受访者认为入学时身体状况极好或良好，毕业后这一比例为77.87%,认为所有阶段均身体状况极好或良好的平均比例是76.2%[21]。报告为这场争论画上了句号。
总体而言，美国有关男女同校的争论是一种教育形式之争，即女性应该进入男女同校大学还是女子学院。反对男女同校的一方以女性的生理或生殖特征造成的健康问题为由排斥女性进入男子学院；支持男女同校的一方认为男女同校是女子接受高等教育的最好形式。
(二)女子高等教育目的之争：女子高等教育是否会造成“种族自杀”
1901年，玛莎·托马斯(Martha Carey Thomas)在一场演讲中提出：“女性已经耐心且成功地应对了那些反对她们接受大学教育的声音……现在她们再一次面对那种最阴险的新论断——女大学生结婚率和生育率下降。”[22]爱德华·罗斯(Edward Ross)也在同年用“种族自杀”(race suicide)一词来描述美国本土白人女性婚育率下降的现象[23]。他认为，盎格鲁·撒克逊种族的女性(尤其是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不愿意或者无法结婚会导致该种族的人在一两代之内灭亡，国家会落入那些生殖能力高但智力低的东欧和中欧移民手中。这种论调很快扩展为一种弥漫全美的恐慌，引发了社会对女性的攻击，女大学生成了被攻击最严重的靶子。
事实上，美国在19世纪晚期已经出现对女大学生婚育率的指责。1885年，美国《女大学毕业生健康统计》中对结婚率和生育率的统计，就曾经引起过广泛的社会讨论，但并没有像20世纪初一样引起激烈的争论。1900—1915年，美国很多教育学家、心理学家、医生和记者都提出“种族自杀”的警告，公开提出女性要为此负责。例如，1900年乔治·加德纳(George E. Gardner)攻击女子学院是“现代修道院”,正在创造“反婚阶级”(anticonnubial class)[24]。1903年，斯坦利·霍尔(Stanley Hall)等人发现在1867—1876年，瓦萨学院55.41%的毕业生结婚了，已婚的女毕业生平均育有2.03个孩子。相比之下，瓦萨学院在1877—1886年间的毕业生中已婚女性占50.79%,平均生育1.53个孩子。因此，他认为瓦萨学院的毕业生结婚比例更低，结婚的毕业生生育的孩子也更少。他还认为，对女性来说，智慧之果(the apple of intelligence)的代价太大了[25]。到了1908年，霍尔的态度从温和转为严厉，他谴责女子学院，认为女子学院不是在培养妻子和母亲而是在培养独身女性，并据此认为女子学院掌握在那些受到误导的女权者手中。也有其他证据显示，受教育程度越高，出生率越低。例如，拉德克里夫学院1900届毕业生中只有16.5%已婚，毕业生中的已婚夫妇生育率也在下降[26]。查尔斯·艾略特(Charles W. Aliot)也认为，母亲的角色优先于一切，选择职业生涯的女性注定没有那些结婚生育的女性幸福、有用[14]。
当时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也加入了“种族自杀”的大合唱，他在多个场合多次谴责生育控制，认为不生育的女性是“种族的罪人……健康人士鄙视的对象”[26]。事实上，正是罗斯福让“种族自杀”一词在美国社会变得更为流行。在这种形势下，很多美国媒体呼吁甚至督促人们生育，还有的为“种族自杀”寻找理由。1915年，《遗传学杂志》的文章《教育与种族自杀》甚至认为每个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至少应该生3个孩子，以防止种族人数的下降[29]。
随着“种族自杀”论调蔓延到高等教育领域，以女子学院的管理者和教师、女大学生等为代表的美国女子高等教育捍卫者们进行了有力的反击。瓦萨学院校长詹姆斯·泰勒(James M. Taylor)愤而发问：“难道女性除了种族之母(motherhood of the race)之外没有自己的生活?难道她不是种族的教师?女子教育的基本原则适用于所有人。年轻人需要的是宽阔的视野和开阔的心胸，而不是即时的结果，不是适于某种职业，不是为了持家，而是为了通过心智、性格和个性的培养而塑造人生。”[30]布林茅尔学院(Bryn Mawr College)校长玛莎·托马斯则认为那些提出批评的人缺乏客观的判断力，她说：“谁会愚蠢到认为四年的大学生活会深刻地改变一名男大学生的自然本能，让他的心坚硬到反对婚姻，剥夺他对孩子的温柔，剥夺他成为父亲的权利，让他抛弃或者虐待他的妻子和家庭?”[22]韦尔斯利学院教师劳拉·洛克伍德(Laura Lockwood)则指出，对女子学院学生独身的判断建立在未经检验的理论和偏见之上。实际上，1915年，美国女大学毕业生的结婚率上涨了[32]。教师艾比·里奇(Abby Leach)为批评者对女子学院真实状况的无知感到震惊，认为将心智成长和高深知识的学习视作种族威胁的人是愚蠢的[32]。
除了女子学院的师生，各种媒体文章也出现了观点各样的反击。1909年，查尔斯·艾默里克(Charles Franklin Emerick)试图探究“大学教育是否可能降低女性结婚和生育的可能性”,结果发现结论主要是否定的：一方面，美国女性上大学历史短、人数相对不足，缺乏近些年有关的大规模调查，而1885年大学女校友联合会的调查所使用的数据又过于老旧，不足以反映20世纪初的情况；另一方面，没有上过大学的女性的婚育数据既少又充满错误，这让两个群体的对比变得没有任何意义。事实上，女大学生往往来自美国本土白人家庭，而且这些家庭拥有的孩子数量本来就相对较少[34]。还有人从社会经济条件、卫生健康状况、婴幼儿死亡率的角度来解释“种族自杀”。有人从社会条件出发，认为“种族自杀”对国家来说是好事，普通的男工因经济限制没权利也没有条件要孩子[35];有人认为人们应该为对疾病的无知，尤其对女性和男性不育的无知承担一部分责任[36];更有西部的女性选民认为，新生儿的高死亡率才是真正的种族自杀[37]。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到来和新的学生文化的形成，相关争论逐步消退。
总体而言，有关女子学院毕业生婚育率的争论是一种教育目的之争，即女子高等教育是否要培养贤妻良母。支持的一方以女大学生没能承担妻子和母亲的职责造成种族自杀为借口排斥女子高等教育的职业和专业目标；反对的一方则强调女性在母职之外的角色身份，强调将女性作为人(human being)来教育。
(三)女子高等教育内容之争：女性应该学习什么样的大学课程1.学科领域“女性化”:对女生在人文学科中优势的忧虑
学科领域“女性化”是进步主义时期反男女同校派的普遍疑虑，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女生入学人数的上涨；二是女生的成绩优势。从人数上看，1870—1900年间，美国女生入读高等院校的数量增加了近8倍，从11 000人增加到85 000人。这一增速比男生的增速更快，在这期间，女生在全体学生中的占比从21%上升到至少35%[38]。19世纪70年代之后，美国大部分女生都进入了男女同校院校就读，到1900年，在男女同校中的女生人数是女子学院中女生人数的2倍多[12]。例如，在密歇根大学，女生的比例从1871年的3%上涨到1900年的22%。从成绩上看，1907年，密歇根大学成立了美国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Phi Beta Kappa)分会，在当年教师委员会确定的文学系高年级优秀学生中，分别有3名女生和5名男生，而1908年的优秀学生中女男比是13∶11,1909年的优秀学生中女男比是11∶19,1910年的优秀学生中女男比是21∶15,而这些年中，文学系女生占少数[16]。在芝加哥大学也出现了类似情况，1892—1902年，芝加哥大学女生的比例从24%上升到了52%,而且这期间获得美国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奖项的女生达到了56.3%[12]。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威斯康星大学、波士顿大学等院校都出现了类似的趋势。
上述事实引发了强烈的反对浪潮。1901年，芝加哥大学校长威廉·哈珀(William Harper)不顾该校章程中男女平等学习的规定，提议在校内设立女子初级学院(junior college for women)来阻止“女性化”的潮流，这在当时和后来都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很多教师基于各种原因支持威廉·哈珀。社会学系主任阿尔比恩·斯莫尔(Albion Small)认为：“男女同校就是作为一种与彻底将女生排除在外相比不那么罪恶的办法而被芝加哥大学不情愿地接受的。”[42]还有教师认为，女性的独特本性需要分离教学(separate instruction)才能最好地实现，假如女生“被允许听从她们的能力和偏好，我毫不怀疑她们从一开始就会选择分离教学”[42]。还有教师担心女生人数的上涨会妨碍他们创建研究中心。
在全美范围内，也有其他一些教授认为男生正被迫进入不公平竞争，女生的大量存在正在赶走男生。有教授认为：“对男生来说，最强的大学是男子大学。这些大学对那些拥有自由选择权的准男大学生来说最有吸引力。这些人越来越不愿意入读男女同校大学……女生入学比例的稳步上涨导致大批最好的男大学生从男女同校中转走。”[42]其他性别隔离主义者提出了大量论点，认为在男女同校中，女生会分散男生的注意力，女生本身会变得男性化，女生的增多还会让整个校园变得女性化，导致男生不再进入大学。威斯康星大学校长查尔斯·范海斯(Charles Richard Van Hise)于1907年对男女同校院校进行考察后发现，男女学生分别占据不同的优势学科，如女生忽视政治经济学，男生忽视文学，如果大学开发更多吸引一个性别而非另一个性别的课程，就会出现 “自然分离”(natural segregation),于是提议设立分离班级(separate class)来弥补这种差异[45]。此外，还有一些高校提出了针对女生的配额制(quota system),企图借此限制女生的入学人数。
部分校友、教师和校长以及女子教育的支持者激烈地反对上述观点和计划，认为校长的计划会危及女生在大学里的机会，只会导致性别差异的自我意识及其对这种意识的夸大[12]。芝加哥大学的50多名教师和管理者提出了异议，其中代表人物是女系主任(dean of women)玛丽安·塔尔博特(Marion Talbot)。她认为校长的计划是对大学章程和她所做工作的背叛，在充满愤怒的信中，她直言“没有任何捐赠可以弥补用性别隔离教育取代男女同校对大学和我国的女子教育事业造成的伤害”,新计划不仅无法保证女性享有平等的教育，还会给公众造成“女生较弱的学术能力导致这一变化”的负面印象[17]。通过对1902年本科生选科偏好的分析，她发现性别差异被普遍夸大了，事实上，两性的偏好更相近。例如，选择生理学的女生比男生多；学习哲学的男女生一样多；16%的女生上了必修之外的数学课，尽管通常的观点是女生没有数学天分[12]。杜威也在给校长的信中提出反对意见，认为这个计划只会适得其反，让学生的注意力集中在“性别问题”上，大学想要吸引男学生应该把注意力放在提升自己身上，而不是创造两性隔离的环境[16,42]。
在威斯康星大学，1875届校友海伦·雷明顿·奥林(Helen Maria Remington Olin)坚持认为，范海斯校长的提议对大学整体的利益尤其是女学生的利益不利，会败坏教育的名誉，更严重的是，限制女性在所有公共教育机构中的机会[50]。在密歇根大学，安吉尔校长则认为这种指责是最愚蠢的抱怨，年轻人选科的出发点是为职业生涯做准备，女生之所以选择文理(liberal arts)科目偏多，是因为社会对女性开放的职业只有教师和医生，而且教师职位多集中在中等学校的人文学科领域。此外，“女孩们从小就被培养得多愁善感，这种东西就像与生俱来的喜好一样传递给她们，但这种喜好是社会和家庭压力的一种表现：坚持不懈地强调某些爱好在性别上是适合她们的、实践上是对她们有益的”[16]。事实上，将课程选择时的固有性别差异普遍化只是一种简单的印象。在这一时期，有限的选修机会什么也证明不了。每所学校的课程都不一样，而且课程随着时间而变化[12]。
有关学科领域“女性化”的争论反映了美国不同群体对高等教育中学科专业性别隔离的不同解释：一方强调女生入学人数的增多及其在人文学科的优势对男性的负面影响，因而认为应该采取各种措施阻止“女性化”的趋势；另一方则主要强调女性在整体高等教育中的劣势地位影响了她们的选择，强调课程选择上的男女平等，因而反对各种性别隔离的措施。事实上，“女性化”这个概念本身就表达了这样一种判断，即除非男生在某一学科中占多数，否则这门学科就是贬值的。
2.家政学：一门被重新强调的“女性”领域
在女子高等教育兴起阶段，围绕家庭相关的训练(domestic training)就已经出现。20世纪初，随着学科的专业化发展，家政学(home economics)在美国高等教育中形成了一个专门的学术领域。与此同时，很多男女同校大学重新提倡和强调家政学在美国女子高等教育中的位置，要求女生学习那些适合她们“天性”的学科，甚至一些女子学院也被要求为学生提供家政学课程。事实上，家政学课程是否应该开设在美国东部的女子学院中引发了最激烈的争论，教育家、校友和社会改革者等都对这一新学科的适用性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支持家政学的一派主要来自男女同校院校，包括校友、教育管理者、教师等。有学者考虑到工业化背景下母亲们在这方面的不足，认为家庭科学(domestic science)可以借助营养学、卫生学等应用科学的知识帮助女性更好地成为妻子和母亲，并以社会工作、教师等身份积极参与社会改革[14]。斯坦福大学教师玛丽·史密斯(Mary Roberts Smith)认为，美国大学已经变成了普通女生的领地，她们进入大学时没有明显的个人或者职业目标，因而应该为她们提供适合其性别的课程(家政学)[54]。1908年，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朱利叶斯·萨克斯(Julius Sachs)重新确认了性别差异，他认为女生不应该复制年轻男性的追求，而忽视那些特别适合她们的学科。除非女生被引导转向那些适合她们的领域(家政学和人文课程),否则，男性将会继续自我隔离于文学课程(literary courses)之外，因为他们认为那些课程是女性化的(feminized)课程[55]。除了学者之外，美国的一些杂志也积极呼吁女子学院开设家政学。爱德华·博克(Edward Bok)抱怨不会做饭的大学女生 “没有正常女性应该具备的真正知识”[56]。查尔斯·艾略特也认为：“我们不知道年轻男性将如何度过一生，但我们知道女性如何度过。我们应该利用这一优势，明智地为她们规划教育。既然女性已经接受了高等教育，我们就着手改善家庭生活。”[57]
反对学习家政学的一派主要来自女子学院的管理者、师生和女子教育组织等。玛莎·托马斯指出，在“为生活做准备的实用课程(practical studies)”这一看似合理的理念下，卫生、儿童研究和家庭科学将女生隔离开来，让她们重返家庭生活。她坚持认为，不管对男生还是女生来说，没有什么比针对性别的教育更糟糕的了[58]。她还坚决反对家政学所指向的贤妻良母目标，直言“那些命令我们向女生传授女性美德，把她们培养成妻子和母亲的学院校长们应该以身作则，把他们自己的学院男生培养成丈夫(和父亲)”[22]。詹姆斯·泰勒则表示，家政学只是为家庭做准备，不适合瓦萨学院这样的精英机构，他坦言：“把家庭科学纳入瓦萨有极大的吸引力，尤其是对男性来说，因为他们有一种完全错误的想法，即每个女性都应该管理家庭。”[30]瓦萨学院的学生认为，家政学是实用性的、职业的和非学术性的，不同于严格的科学，因而对学习该课程缺乏兴趣[30]。女子学院的一些教师则声称，专门针对女性的课程会摧毁过去半个世纪女性在智力和平等上取得的进步[13],必须予以反对。1905年，美国大学女校友联合会一致认为，家庭科学在女生的大学课程中没有一席之地。随着20世纪30年代的到来，围绕家政学的争论逐步消退。
本质上看，围绕家政学的争论是女性应该学习实用课程还是自由课程的争论：支持方更宽容地看待女性的家庭角色，强调女性学习家政学既可以更好地承担家庭职责，也可以获得家庭外的工作机会；反对方对女子高等教育的退步更为警惕，强调家政学可能加深对女性性别角色的刻板印象。
三、美国女子高等教育观念之争的实质以及影响
1870—1920年是美国高等教育的转型期，也是美国女子高等教育发展变革的阶段。美国女子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争论直接影响了美国女子接受高等教育的历史进程，并对20世纪美国的高等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观念之争的实质
女子高等教育是美国高等教育转型期讨论得最为广泛的话题之一，正如玛丽安·塔尔博特1910年所说：“过去一个世纪被称为女性的世纪，女性的活动和地位是人们广泛感兴趣的话题。”[63]这些争论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表现，但存在某些内在一致性。
从性别理论角度看，美国女子高等教育三次争论背后涉及了性别研究中的核心议题——性别是生理决定的还是社会建构的?对该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两个派别——生理决定论和社会建构论。前者认为两性的生理差异决定一切，女性的“天然”身份是母亲，女性的领域是家庭，而男性的身份却并不“天然”是父亲，男性的领域是社会，男女的身份并不是对称的；而后者则认为社会性别(gender)是以生理性别(sex)为基础的社会建构，个人生而为男女，并没有天生的性别认同，而是在成长过程中经过社会的建构而成长为男性或女性的，每个人都是基因和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64]。显然，在三次争论中，从某种程度上反对女子高等教育的一方都秉持生理决定论，不管是19世纪七八十年代克拉克们所说的“女性生理上无法承受学习的重压，高等教育也会干扰她生育子女”,还是世纪之交“种族自杀”警告、学科“女性化”的忧虑和对家政学的支持，他们所强调的都是女性的生理功能及其相应的社会功能(但两者并非一一对应关系),并借此重复旧的性别差异和性别等级。这种认知造成了性别盲视，遮蔽了其对高等教育中女性的真实处境的认识。此外，女子高等教育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似乎始终处于“反击”的境地，19世纪七八十年代她们通过经验事实和科学证据来批驳克拉克们的论调，而到了20世纪初，一些具有女权思想的教育家开始秉持社会建构论，从詹姆斯·安吉尔、詹姆斯·泰勒到玛莎·托马斯，他们都反对固化女性身份，强调她们所处的不利地位，并因此警惕美国女子高等教育可能的倒退。这种捍卫姿态突显了他们在争论中的“守势”地位，表明了双方话语权的不对等。
质言之，这些争论是性别的生理决定论和社会建构论之间的冲突在美国女子高等教育领域的一种表现，代表了不同群体对女子高等教育的形式、目的和内容的不同看法，体现了女性社会性别角色从“维多利亚女性”向“新女性”转变[65]带来的社会焦虑，以及女性闯入高等教育这一传统的男性世界时所面临的持续性困难和顽固的性别歧视。
(二)观念之争的历史影响
美国女子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三次争论是高等教育扩张与转型期人们对“女性应该接受什么样的高等教育”的大讨论，在这种大讨论中女子高等教育得以革新和发展。具体而言，其影响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争论促进了美国女子高等教育观念的变革。19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争论，让人们第一次从科学的角度看待女性这一性别。争论部分驱除了神学信仰与习俗中关于女性的错误认知和偏见。女性的生理特征月经不再被视为一种疾病，也不再成为美国高等教育排斥她们的合法理由。20世纪初的争论则逐步确立了更为明确的女子教育目的和内容观。在女子教育的目的上，虽然仍然有一些人认为自由教育是对任何人的文化教育，女子接受这样的文化熏陶有利于更好地承担家庭职责，但是也有一些人突破了培养妻子和母亲的传统目的观，认为教育更需要适应个体天赋和未来工作的需要而非不同性别的需要，因而女子教育的目的应该和男子一样，应依据个体差异和职业倾向来设定。在美国女子教育的课程上，与教育目的相适应，许多保守派要求女学生学习“适应其性别”的课程， 进步派则呼吁女学生学习与男学生一样的课程，认为专门为女学生设置特殊的课程与一般的教育原理是相悖的。
其次，争论促进了美国女子高等教育实践的发展，尤其是男女同校学院和大学的发展。从不同院校中在读女生人数和占比看，女生入学人数持续上涨，占比不断提升。1869—1870年，美国入读各类高等教育机构的女性共有11 100人，而1879—1880年，美国高等教育机构中女生就读的人数已经上涨到39 600人。到了1919—1920年，在美国各类高等教育机构中就读的女大学生数达到282 900人，占全体本科生人数的47.3%,占全体女性人数的7.6%。[38]从接纳女性的院校类型上，男女同校学院和大学逐步成为主导机构。这一定程度上说明，虽然围绕女子高等教育的争论持续不休，尤其是反对男女同校的声音反复出现，但大量有志女性并没有被保守派的反对吓退，反而被进步派的支持鼓舞。女性大量进入传统的男子学院，通过教育实践证明了她们不仅能够承受知识训练的压力且不危害其健康，而且获得了比男生更高的学业成就。这也侧面说明，美国女性的受教育权得到了进一步保障。
再次，争论间接推动了美国女性社会性别角色从“维多利亚女性”向“新女性”的转向。毕业后，这些女性在家庭之外从事有偿工作，在慈善和社会安置活动中做志愿者。一些人投身进步主义运动，在监狱改革、道德改革、城市改革等领域崭露头角。像简·亚当斯(Jane Adams)、玛莎·托马斯、玛丽安·塔尔博特、爱丽丝·帕尔默(Alice Freeman Palmer)、玛格丽特·桑格(Margaret Sanger)等著名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正是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才走入广阔的社会领域，为女性开拓出新的教育和职业领域，并为社会改革运动中做出贡献。此外，女毕业生还广泛分布在护理、社会工作、图书馆馆员、写作、编辑出版、艺术表演等职业领域，但是接纳最多女性的仍然是教育领域，包括中小学和大学。例如，在美国的高等院校全体教师中，女教师的占比在1869—1870年为12%,1889—1890年为19.8%,而到了1919—1920年已上涨至26.3%[67]。女毕业生通过参与社会运动和职业活动，扩大了人生选择，推动了女性社会性别角色的转变，同时也推动了美国社会和文化变革。
当然，争论没有从根本上扭转美国高等教育界对女性性别身份与女性教育的认知。在实践中，一些高校曾采取措施阻止学科“女性化”,强化家政学与女性的联系，结果维持了性别不平等的高等教育权力结构。例如，有的高校选择从男女同校中撤退，如卫斯理安大学在1912年彻底转变为男子学院，直到1968年再次招收女生；有的形成了学术分离主义(separatism)的文化，如1884年阿德尔伯特学院(Adelbert College)的教授要求从男女同校转换为女子分院[68];有的高校则采取招生配额制，如斯坦福大学在1900年将女生名额限制在每年500人，直到1973年这一政策才得以改变，波士顿大学建立了专门针对男生的奖学金项目，试图吸引更多男生。时至今日，争取男女平等的受教育权利仍然是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主题。
参考文献
[1] 王保星．19世纪后半期美国女子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动因分析[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3):102．
[2] WOODY T.A history of women’s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Vol2[M].New York:The Science Press Printing Company,1929:255-280．
[3] COUBURN C K.The case against coeducation:an historical perspective[J].Feminist Teacher,1988,3(3):19-22．
[4] TSANG T L．“A fair chance for the girls”:discourse on women’s health and higher education in late nineteenth century[J].American Education History Journal,2015,42(2):137-150．
[5] WALTON A.The dynamics of mission and market:debates over coeducation at Columbia University in 1889and 1983[J].History of Education,2002,31(6):589-610．
[6] PALMIERI P A.From republican motherhood to race suicide:arguments on the higher education of women in the United States,1820-1920[M]∥LASSOR C,ed.Educating men and women together:coeducation in a changing world based on essays presented at the Oberlin College Sesquicentennial Coeducation Conference.Chicago: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3．
[7] 马宇航，朱纯洁．德国双轨制的性别分流：对缓解中国高等教育女性化的启示[J]．高等教育研究，2020,41(6):94．
[8] KERBER L K．“Why should girls be learned and wise？”:two centuries of higher education for women as seen through the unfinished work of Alice Mary Baldwin[M]∥FARAGHER J M,HOWE F ed.Women and higher education in American history:essays from the Mount Holyoke College Sesquicentennial Symposia.New York:W.W.Norton&Company,1988:38-39．
[9] 李子江，颜萍．美国大学男女同校教育的历程及其影响[J]．高等教育研究，2016,37(1):87．
[10] NIDDIFFER J.Crumbs from the boy’s table:the first century of coeducation[M]∥NIDDIFER J,BASHWA C T (eds).Women administrators in higher education: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2:19．
[11] CLARKE E H.Sex in education or a fair chance for the girls[M].Boston:James R.Osgood and Company,1873:41．
[12] [39][41][46][48][52]SOLOMON B M.In the company of educated women:a history of women and higher education in America[M].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5:56、58、58、58、81、81．
[13] [62]GORDON L D.The Gibson Girl goes to college:popular culture and women’s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Progressive Era,1890-1920[J].American Quarterly,1987,39(2):213、220．
[14] [27][53]ALTMAN J B.Higher education for women in an age of rising standards:the Association of Collegiate Alumnae,1881-1921[D].Columbia University,2006:113、171、206．
[15] ANONYMOUS.Review of sex in education;or,a fair chance for the girls,by E.H.Clarke[J].The North America Review,1874,118(242):140-152．
[16] [40][49][51]MCGUIGAN D G.A dangerous experiment:100years of women a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M].Ann Arbor:Center for Continuing Education of Women,1970:40、98、98-99、99．
[17] [47]DIERENFIELD K M.Marion Talbot:the dean of educated women[D].Charlottesville:University of Virginia,2001:106、576．
[18] HOWE J W.Sex and education:a reply to Dr.E.H.Clarke’s“sex in education”[M].Boston:Roberts Brothers,1874:13-31．
[19] M.K.Sex in education[J].The Massachusetts Teacher,1874,27(5):171-176．
[20] JACOBI M P.The question of rest for women during menstruation[M].New York:G.P.Putnam’s Sons,1877:223-232．
[21] HOWES A G.Health statistics of women college graduates[M].Boston:Wright&Potter Printing Co,State Printers,1885:63-64．
[22] [31][59]THOMAS M C.The college women of the present and future[M].New York:McClure’s Syndicate,1901:4、3、5．
[23] BOUWMAN R E.Race suicide,some aspects of race paranoia in the Progressive Era[D].Atlanta:Emory University,1973:3．
[24] GARDNER G E.College women and matrimony[J].Education,1900(20):287．
[25] HALL G S,SMITH T L.Marriage and fecundity of college men and women[J].The Pedagogical Seminary,1903(3):375-414．
[26] [28]GODRON L.The moral property of women:a history of birth control politics in America(3ded)[M].Champaign: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7:88、86．
[29] ROBERT J.Sprague，“Education and race suicide”[J]Journal of Heredity,1915(6):159．
[30] [60][61]MILLER E.In the name of the home:women,domestic science,and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1865-1930[D].Champaign: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2004:238、239、287．
[32] [33]PALMIERI P A.In adamless eden:the community of women faculty at Wellesley[M].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5:228、217．
[34] EMERCK C F.College women and race suicide[J].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1909,24(2):269-283．
[35] MIROR D.Race suicide Advocated by Mr.Charles Goldzier[N].New York Herald[European Edition],1919-09-01．
[36] ANONYMOUS.Race suicide Vs.social hygiene[N].Progress,1907-10．
[37] ANONYMOUS.The real race suicide[N].Woman’s Journal,1912-02-24(7）．
[38] [66]NEWCOMER M.A century of higher education for American women[M].Zenger Pub,1975:46、49．
[42] [43][44][49]ROSENBERG R.Beyond separate spheres:intellectual roots of modern feminism[M].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2:44、45、45、46．
[45] OLIN H R.The women of a state university:an illustration of the working of coeducation in the middle west[M].New York and London:G.Putnam’s sons,1909:113．
[50] SWOBODA M,ROBERTS A,ed.They came to learn,they came to teach,they came to stay[M].Madison,Wisconsin:Office of Women,1980:7．
[54] ZSCHOCHE S.Dr.Clark revisited:science,true womanhood,and female collegiate education[J].History of Education Quarterly,1989,29(4):545-569．
[55] SACHS J.In the educational world[J].Literary Digest,1908,37(4):125-126．
[56] BOK E.The college and the stove[J].The Ladies’Home Journal,1903,22(5):16．
[57] ELIOT C W.The higher education for women[J].Harper’s Bazar,1908(5):19-22．
[58] THOMAS M C.Present tendencies in women’s college and university education[J].Educational Review,1908(35):64-85．
[63] TALBOT M.The education of women[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10：引言3-10．
[64] 朱迪斯·巴特勒．消解性别[M]．郭劼，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总序1-2．
[65] 洪君．从“维多利亚女性”到“新女性”：美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中产阶级女性研究[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21:229-234．
[67] BERNAD J.Academic women[M].University Park: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64:40．
[68] TURPIN A L.Gender,religion,and moral vision in the American academy,1837-1917[D].Notre Dame:University of Notre Dame,2011:161.
推荐阅读：
李长洪 林文炼：中国女性崛起：父母的观念转变与女性高等教育——来自“高校停招”的经验证据
武晓伟 周藓 孟雅琴：女性教育学研究回顾与展望——基于2006—2020年硕博学位论文选题与内容的分析
田正平 金漪佳：北京大学首开女禁始末考
杨雪芬 李子江：我国大学章程建设的行动、成效与展望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责任编辑：
